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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史
第一章先秦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本章主要内容提示
本章主要叙述先秦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重点包括: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法制的主要内容,西周的司法制度与原则,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同时期西方法文化背景】欧洲法律文化起源于古希腊,与其发展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约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进入城邦制的“古典时代”,其中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与斯巴达城邦的寡头政体之间反差强烈。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斯巴达战胜雅典。成为寡头制对民主制的胜利。内战结束不久,雅典民主派推翻斯巴达傀儡政府。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因此事件被民主派处死。这表明多数人的专政与少数人的专政同样残暴。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其《国家篇》和《法律篇》中评价了城邦体制的利弊:无论民主制还是寡头制都是恶劣政体。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一书中提出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结合的共和政体设想,他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法律的好坏以是否符合正义为标准。他将法律分为基本法和非基本法.自然法和人定法,良法与恶法.习惯法和成文法。他的《政治学》一书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得良好的法律。”“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对后世西方宪政实践影响深远。
古罗马属古希腊文化的分支。继希腊雅典梭伦改革后约60年,公元前534年罗马城邦制也进行变革。逐渐形成在城邦内平民参与政治制度的特征。公元前510年,罗马建立“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政体。即由氏族贵族组成的元老院,由军事百人团会议选举的执政官,以及由平民大会选举的保民官,三者共同行使城邦政权。公元前454年,罗马组建贵族和平民参加的“十人立法委员会”,派代表赴希腊雅典考察城邦立法。公元前451年和450年,“十人立法委员会”分两次颁布《十二表法》,将罗马人的社会与家庭生活全面纳入法律范围,巩固了共和政体。《十二表法》篇目依次为:传唤.审理.索债.家长权.继承和监护.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及后五表的追补。其特点是诸法合体.私法为主,程序法先于实体法等。它成为罗马国家第一部成文法。从此至公元前367年设立最高裁判官为止,成为罗马法的奠基时期。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一)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 1.“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的内容。为谋求长治久安,周初统治者继承了夏商以来的天命观。同时,为了修补以往神权政治学说中的缺漏,并确定周王朝新的统治策略,进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主张。这里的“天”仍是夏商以来一直尊奉的“上天”,但周初统治者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德”的要求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敬天,二是遵祖,三是保民,也就是要求统治者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 在这种“以德配天”基本政治观之下,周初统治者为实践“以德配天”,具体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主张。也就是说,要通过“慎罚——谨慎适用法律”来达到“明德——实现礼治秩序”的目的。这种主张要求统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也就是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用严刑峻罚来迫使臣民服从。“明德慎罚”的具体要求可以归纳为“实施德教,用刑宽缓”。其中“实施德教”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德教”的具体内容,周初统治者逐渐归纳成内容广博的“礼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的秩序规范各自的言行,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和谐安定的“礼治秩序”。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 2.“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的影响。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 “以德配灭,明德慎罚”的主张代表了西周初期统治者的基本政治观和基本的治国方针。这种主张的提出,不仅解决了为什么商汤可以伐桀.武王可以伐纣的理论问题,而且为两周社会的发展确定了基本的方向。这种法律思想的形成,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在政治上已趋成熟。这一“明德慎罚”的法律观影响极为深远,为传统“慎刑”法律思想的渊源。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把道德教化即“礼治”与刑罚处罚相结合,形成了西周时期各种具体法律制度以“礼”“刑”结合为结构的宏观法制特色,使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法律理论中,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理想的原则与标本;汉代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从而为以“礼律结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出礼入刑的礼刑关系 1.礼的内容与性质。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祀鬼神时所举行的仪式。商.周两朝在前代礼制的基础上,都有所补充和发展。尤其周朝,礼制的内容和规模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调整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出礼入刑的礼刑关系 中国古代的礼有两层含义:一是抽象的精神原则。可归纳为“亲亲”与“尊尊”两方面。“亲亲”,即要求在家族范围内,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而且“亲亲父为首”,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尊尊”,即要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都应恪守名分,而且“尊尊君为首”,一切臣民都应以君主为中心。在“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下,又形成了“忠”“孝”“义”等具体精神规范。二是具体的礼仪形式。西周时期主要有五个方面,通称“五礼”:吉礼(祭祀之礼).凶礼(丧葬之礼).军礼(行兵仗之礼).宾礼(迎宾待客之礼).嘉礼(冠婚之礼)。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出礼入刑的礼刑关系 西周时期的礼已具备法的性质。首先,周礼完全具有法的三个基本特性,即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其次,周礼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实际的调整作用。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出礼入刑的礼刑关系 2.“礼”与“刑”的关系。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出礼入刑的礼刑关系 (1)“出礼人刑”。西周时期“刑”多指刑法和刑罚。“礼”正面.积极地规范人们言行,而“刑”则对一切违礼行为进行处罚。其关系正如《后汉书·陈宠传》所载“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人刑,相为表里者也”,两者共同构成西周法律的完整体系。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出礼入刑的礼刑关系 先秦时期的五刑通常指:墨.劓.剕(刖).宫.大辟五种残人肢体的肉刑。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出礼入刑的礼刑关系 (2)“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是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它强调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僚之间的不平等,强调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礼不下庶人”强调礼有等级差别:禁止任何越礼的行为;“刑不上大夫”强调贵族官僚在适用刑罚上的特权。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法律思想 出礼入刑的礼刑关系 此时期存在“礼刑”对应关系的表达,至战国以降,随着法家的形成,而有“儒法”对应的表达;并不存在今人所谓的“礼法”关系。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一)五刑.刑书和刑罚适用原则一是西周史料中}己载有“刑名从商”,“周有常刑”;说明白商以降形成了五刑制度。西周的常刑为墨.劓.剕.宫.大辟,均为“残人肢体的肉刑”;此外还有流.扑.鞭.赎及非常刑等其他酷刑手段。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二是虽有刑书,但不布之于众。据史料所载,基于两点:第一,《左传·昭公六年》载杜预注:“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所谓“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便于灵活用刑;第二,《左传·昭公六年》载孔颖达疏语:“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以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威慑。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三是刑罚适用原则。西周时期已有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将过失与故意称为“眚”与“非眚”;将惯犯与偶犯分为“惟终”与“非终”。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契约法律 l.买卖契约。西周买卖契约称为“质剂”。契约写在简牍上,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份。《周礼》载,“质”“剂”有别。“质”,是买卖奴隶.牛马所使用的较长的契券;“剂”,是买卖兵器.珍异之物所使用的较短的契券。“质”“剂”由官府制作,并南“质人”专门管理。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契约法律 2.借贷契约。西周的借贷契约称为“傅别”。《周礼》载:“听称责(责同债)以傅别。”为了保证债的履行,要求当事人订立契约“傅别”。“傅”,是把债的标的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写在契券上;“别”,是在简札中间写字,然后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札上的字为半文。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婚姻法律 传统婚姻的两个重要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利后嗣”。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婚姻法律 1.婚姻缔结的三大原则。婚姻缔结的三大原则,即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凡不合此三者的婚姻即属非礼非法。一夫一妻制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基本要求。虽然古代男子可以有妾(媵嫁制度)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只能是一个。也就是说,只有一夫一妻才是合法的婚姻;只有正妻所生子女为嫡系,其他皆为庶出,且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比较低的地位。“同姓不婚”也是缔结婚姻的一个前提。西周实行同姓不婚原则,主要基于两点:首先,据说长期的经验证明,“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同姓男女为婚会影响整个部族的发展。其次,禁止同姓为婚,多与异姓通婚,是为了“附远厚别”,即通过联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家天下与宗法制度。“父母之命,媒妁之肓”是西周时期婚姻制度的又一原则。在宗法制下,必然要求由父母家长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通过媒人的中介来完成,否则即是非礼非法,称为“淫奔”,不为宗族和社会所承认。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婚姻法律 2.婚姻“六礼”。西周时期“六礼”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合礼合法的婚娴,必须通过“六礼”程序来完成,即纳采,男家请媒人向女方提亲;问名,女方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人间女子名字.生辰等,并卜于祖庙以定凶吉;纳吉,卜得吉兆后即与女家订婚;纳征,男方送聘礼至女家,故又称纳币;请期,男方携礼至女家商定婚期;亲迎,婚期之日男方迎娶女子至家。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终成立。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婚姻法律 3.婚姻关系的解除。西周时期解除婚姻的制度,称为“七出”。所谓“七出”,又称“七去”,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的,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其中,不顺父母(公婆)是“逆德”,无子是绝嗣不孝,淫是乱族,妒是乱家.有恶疾不能共祭祖先,口多言会离间亲属,盗窃则是反义。故为人妻者若有此七项之一,夫家即可休弃之。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婚姻法律 按照周代的礼制,女子若有“三不去”的理由,夫家即不能离异休弃。“三不去”即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其中,“有所娶无所归”是指女子出嫁时有娘家可依,但休妻时已无本家亲人可靠,若此时休妻则置女子于无家可归之地,故不能休妻。“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人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过三年孝,如此已尽子媳之道,不能休妻。“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娶妻时贫贱,但以后变得富裕。按礼制夫妻应为一体,贫贱时娶之,富贵时体之,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七出”“三不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夫权至上价值观念的典型反映。西周婚姻立法的原则和制度多为后世法律所继承和采用,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继承法律 西周时期的继承制度,在宗法制下已经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由于实行一妻多妾制,王位的继承必须是妻所生长子,无论其贤与否;如妻无子,则不得不立贵妾之子,不管其年龄如何。这种继承主要是政治身份的继承,土地.财产的继承足其次: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司法诉讼制度 1.大司寇。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司法诉讼制度 周天子是最高裁判者。中央设大司寇,负责实施法律法令,辅佐周王行使司法权。大司寇下设小司寇,辅佐大司寇审理具体案件。大.小司寇下设专门的司法属吏。此外,基层设有乡士.遂士等负责处理具体司法事宜。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司法诉讼制度 2.西周时期的“狱”与“讼”。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司法诉讼制度 民事案件称为“讼”,刑事案件称为“狱”,审理民事案件称为“听讼”,审理刑事案件叫作“断狱”。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司法诉讼制度 3.西周时期的“五听”。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司法诉讼制度 “五听”制度指判案时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方式。《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记载的具体内容是:辞听,听当事人的陈述,理屈则言语错乱;色听,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如理亏就会面红耳赤;气听,听当事人陈述时的呼吸,如无理就会紧张得喘息;耳听,审查当事人听觉反应,如无理就会紧张得听不清话;目听,观察当事人的眼睛,无理就会失神。即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语表达.面部表情.呼吸.听觉.眼神确定其陈述真假,说明西周时已注意到司法心理问题并将其运用到审判实践中。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司法诉讼制度 4.西周时期的“三宥”.“三赦”与“三刺”制度。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西周以降的主要法制内容 司法诉讼制度 西周时在判决中遵行“三宥三赦”之制。“三宥”指:因主观上不识,过失,遗忘而犯罪者,应减刑。“三赦”指:幼弱,老耄,蠢愚者(智障者),犯罪从赦。西周时凡遇重大疑难案件,适用“三刺”制度:疑案应先交群臣讨论;群臣不能决断时,再交官吏们讨论;还不能决断的,交给所有国人商讨决定。所谓“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日讯群臣,二日讯群吏,三日讯万民”。如从疑则赦。“三刺”制度说明西周对司法判案的慎重,是“明德慎罚”思想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铸刑书与铸刑鼎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关系的变迁,传统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首先,以前那种不公开.不成文的法律体制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其次,这种法律体制在形式上保守,内容上陈旧,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要求。因此,在春秋中期后,打破旧的传统.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便在一些诸侯国中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铸刑书与铸刑鼎 铸刑书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刑书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有利于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铸刑书与铸刑鼎 铸刑鼎 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对旧贵族操纵和使用法律的特权是严重的冲击,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成文法的公布,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传统,明确了“法律公开”这一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法原则,对于后世封建法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法经》 (一)《法经》的主要内容及特征《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它是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在总结春秋以来各国成文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法经》 《法经》共六篇:《盗法》《贼法》《囚(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盗法》《贼法》是关于惩罚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财产的法律规定。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此两篇列为法典之首。《囚法》(又称《网法》)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囚》《捕》二篇多属于诉讼法的范围。《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按明末董说的《七国考》引汉桓谭《新论》所列:“其杂律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聝,夫有二妻则诛;妻有二夫则官;曰淫禁。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者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博戏,罚金三币;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曰嬉禁。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刑法典中的总则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法经》 《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其基本特征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法治理论。《法经》的内容及特点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法经》 《法经》的历史地位 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制度变革的重要成果,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法经》作为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一种肯定。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传统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中“盗”“贼”“囚”“捕”“杂”“具”各篇的主要内容大都为后世传统法典继承与发展。因此,无论从其历史作用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法经》都是中国法律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商鞅变法与法家思想 公元前359年,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商鞅在泰国实施变法改革,这是战国时期传统法制发展过程中又一次意义重大的法制改革。此次变法以其更为广泛的内容和更为重大的历史影响而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史称“商鞅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商鞅变法与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主张运用法律手段达到建立强大封建政权的目的。他把自己的思想主张与秦国“富国强兵”的要求结合起来,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先后两次实施变法。这两次变法都是以法律.法令作为基本手段,把各项改革措施贯彻到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领域。因此,变法的全部内容都可以归纳到法律制度的变迁上来。从法律变革角度来看,商鞅变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商鞅变法与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变革角度来看,商鞅变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商鞅的“改法为律”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改法为律”,是在法律观念上的又一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商鞅变法与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变革角度来看,商鞅变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二是运用法律手段推行“富国强兵”的措施。“富国强兵”是变法的终极目的,为此颁布一系列法令,如《分户令》《军爵律》。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商鞅变法与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变革角度来看,商鞅变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三是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的特权。例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实行按军功授爵:规定除国君的嫡系以外的宗室贵族,没有军功即取消其爵禄和贵族身份。同时取消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世袭垄断权,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商鞅变法与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变革角度来看,商鞅变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四是全面贯彻法家“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的思想主张。在变法过程中,法家的一些基本思想主张皆得以贯彻。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商鞅变法与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变革角度来看,商鞅变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全体臣民特别是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以吏为师”。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商鞅变法与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变革角度来看,商鞅变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二,“轻罪重刑”。在变法过程中,商鞅尽力贯彻重刑原则,加大量刑幅度,对轻罪也施以重刑,以此强化新法的推行与贯彻。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商鞅变法与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变革角度来看,商鞅变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三,不赦不宥。为了贯彻重刑原则,强调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商鞅在变法中反对赦宥,主张凡有罪者皆应受罚,体现法家“刑无等级”的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商鞅变法与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变革角度来看,商鞅变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四,鼓励告奸。为了更有效地禁奸止过,保证新的统治秩序的稳定,在变法过程中多次颁布法令,鼓励臣民相互告发奸谋,规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商鞅变法与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变革角度来看,商鞅变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五,实行连坐。在变法期间广泛实行连坐制度。如邻伍连坐,以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之间相互有告奸.举盗的责任,若什伍之中有作奸犯法者,相互负连带责任。此外,还实行军事连坐.职务连坐.家庭连坐等。这些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政权的稳定有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商鞅变法与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 商鞅变法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秦国的法制也在变法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与完善。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迅速强盛起来,最终一统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王朝。
| 中国法律史 |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
第三章隋唐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本章主要内容提示】
本章主要叙述隋唐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重点包括:唐宋律的主要内容,司法制度的发展变化。
【同时期西方法文化背景】公元528-534年,东罗马帝国优士丁尼皇帝为重建和振兴罗马帝国,成立法典编纂委员会,先后完成三部法律汇编:《优士丁尼法典)(CodexJuslinlaneus).《法学总论》(Institutiones,又译为《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Digesta,又译为《法学汇编》)。《优士丁尼法典》是对历代皇帝敕令和元老院决议整理.增删和汇编而成;《学说汇纂》以盖尤斯同名著作为蓝本编著,是官方指定的简明罗马私法教科书,具有法律效力;《学说汇纂》是将历代罗马著名法学家的学说著作和法律解答进行汇集.整理和摘录,具有法律效力。优士丁尼去世后,法学家又汇集其先后颁布的敕令168条编成《新律》(Novellae)。以上四部法律汇编,至公元12世纪统称为《国法大全》或《民法大全》(CorpusJurisCivilis),标志着罗马法发展到最发达.最完备的阶段。
公元496年法兰克王国皈依基督教。约10年之后,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将本族习惯法汇编成《萨利克法典》。为限制复仇和私刑,该法典详细规定各种不法行为的赔罚标准,试图建立以赔命价为中心的新纠纷解决机制。其中不同主体在赔命价数额上的差异有时既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身份差异,也能准确地反映亲属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赔命价制度直到公元15世纪还被欧洲各国广泛运用。该法典深刻影响了近代法国的立法进程;日耳曼法也成为近现代欧洲法律文明的重要渊源之一。公元843年法兰克帝国分裂。形成西法兰克.中法兰克和东法兰克三国鼎立的格局,这便是后世法兰两.意大利和德意志三个近代民族国家的雏形。
法兰克帝国分裂之后,罗马教廷与世俗王权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成为西欧政治发展的主线。公元1122年,罗马教皇最终获得了主教叙任权,“君权神授”理论成为教俗关系的基本准则。公元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的近二百年间,以基督教信仰为源头的教会法得到檄大发展。1140年左右,波伦亚修士格拉提安阐述教会法规则,并在每一条规则下面注释《圣经》原文.教皇敕令以及宗教会议决议等,使习惯法获得学理上的解释,形成《格拉提安教令集》。它不仅成为西欧各国宗教法庭裁判参照的依据,而且成为教会和大学讲授法律援引的依据,奠定了教会法成为独立法律体系的基础。几乎与此同时也在波伦亚,古老的罗马法开始复兴。教会学者对《国法大全》等古代拉丁法律文献的全面注释,以及在大学课堂的传播,使得百余年间教会法与罗马法互为参照,通过文本的注释,追求宏大完美的法律风格。有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
公元9世纪后形成诺曼底公国。1066年诺曼公爵威廉率军登陆英格兰夺取英国王位。公元1154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委派法官在地方设立巡同法庭,实行陪审制,并在威斯敏斯特设立普通诉讼法庭,将判决成例法律化。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对英格兰影响深远,这些措施直接导致英国普通法的产生。为约束王权,公元13世纪初,教会和地方封建主联合,于公元1215年迫使国王约翰签署《自由大宪章》,此后一直为所任国王所尊重,理论上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力,因而成为英国最古老的宪政渊源。《自由大宪章》对王权限制,恢复了教会和封建主的部分权利,包括地方司法自治权。但是,尽管大宪章削弱了王权,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英格兰的司法制度和普通法院系统。13世纪中叶,爱德华一世重新确认《自由大宪章》的法律效力,使之成为一把悬在国王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代《开皇律》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开皇律》的制定 《隋书·刑法志》载,早在隋文帝总揽北周大权时,就着手删修旧律,重作《刑书要制》,行宽刑之策。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九月,令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参酌魂晋南北朝各朝刑典,本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原则,摒弃以往苛惨之法,制定颁行了《新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文帝发现《新律》法条仍过于严密,于是又令苏威.牛弘等修订《新律》,删除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罪千余条,最后保留了律文五百条,使整个法典相对更为宽松与简约。这一点对唐律的制定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吸取历代法典体例的经验,《隋书·刑法志》称其“多采后齐之制”,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点。《新律》分为十二篇,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这种体例结构为唐律所全部继承,影响及于以后所代。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代《开皇律》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开皇律》的特点 1.改革刑罚制度确立传统五刑: 《开皇律》正式确立了新五刑体例。在继承北魏.北齐刑罚体系的基础上,《开皇律》对前代刑罚种类进行系统总结与整理,废“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流徒罪较前为轻。以笞.杖.徒.流.死作为基本的刑罚手段,并形成了完善的轻重有序的刑罚体系,定刑罚为五种二十等(即死刑二:斩.绞。流刑三:千里,千五百里,二下里。徒刑五: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十为一等。笞刑蕊:自十至五十,十为一等)。上述五刑通称为帝制时期的五刑,以有别于西周时期的墨.劓.剕.宫.大辟旧五刑。从此残人肢体的肉刑在王朝的法典律文上不复存在。白唐以后迄于明清,笞.枝.徒.流.死五种刑罚一直是历代法典中所规定的基本刑罚体系。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代《开皇律》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开皇律》的特点 1.改革刑罚制度确立传统五刑: 2.继承发展贵族官僚特权法律的“议请减赎当免之法”。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代《开皇律》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开皇律》的特点 1.改革刑罚制度确立传统五刑: 《开皇律》不仅沿袭了汉魏晋以来贵族官僚的一系列法律特权,而且有进一步的发展。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代《开皇律》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开皇律》的特点 1.改革刑罚制度确立传统五刑: 其一,延续了《魏律》“八议”制度,此八种人犯罪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代《开皇律》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开皇律》的特点 1.改革刑罚制度确立传统五刑: 其二,规定“例减”制度,凡“八议”之人及七品以上官员,犯非“十恶”之罪,皆“例减”一等;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代《开皇律》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开皇律》的特点 1.改革刑罚制度确立传统五刑: 其三,规定“赎刑”制度,九品以上官员犯罪,皆可以铜赎罪;律在五刑二十等下分列赎铜的具体数量(笞刑五:赎铜一至五斤;流刑三:赎铜八十至一百斤;死刑二:均赎铜百二十斤);并规定九品以上官吏犯罪,除若干重罪,如十恶.受财枉法.奸.盗.杀人等之外,一般皆可以铜赎刑。从此使自古以来以钱财抵刑罚的方式制度化与法律化。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代《开皇律》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开皇律》的特点 1.改革刑罚制度确立传统五刑: 其四,继续规定“官当”制度,并增加区别公罪与私罪的官当标准。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代《开皇律》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开皇律》的特点 1.改革刑罚制度确立传统五刑: 3.创设“十恶”之条。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代《开皇律》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开皇律》的特点 1.改革刑罚制度确立传统五刑: 《开皇律》在北齐律“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删增,创设了“十恶”条款。把十种严重危害统治秩序及悖逆传统纲常名教的犯罪归纳起来,称为“十恶”,置于律之首篇《名例律》予以特别规定,作为刑罚的重点。《隋书·刑法志》载:“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对此类犯罪严惩不贷,此即俗语“十恶不赦”之来源。“十恶”制度为唐律所承袭,并在此后一千余年一直作为传统法典的核心内容而存在。上述内容均为《唐律》所继承。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一)《唐律疏议》——体现“一准乎礼”思想的法典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疏议》——体现“一准乎礼”思想的法典 1.《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微律疏》。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疏议》——体现“一准乎礼”思想的法典 唐高祖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命裴寂等以《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是为《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条。唐太宗即位以后,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删修律令,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称为《贞观律》。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疏议》——体现“一准乎礼”思想的法典 《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对《武德律》进行了较大修改。如增设加役流,缩小族刑连坐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基本原则与制度,删繁从轻。《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影响深远。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疏议》——体现“一准乎礼”思想的法典 2.《永徽律疏》的颁行。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疏议》——体现“一准乎礼”思想的法典 《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完成,是为《永徽律》。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一年,撰《律疏》30卷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曰”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致《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疏议》——体现“一准乎礼”思想的法典 《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所谓“一准乎礼”,“以礼为出人”。《永徽律疏》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传统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遗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1.承袭隋《开皇律》的十恶。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唐律承袭隋《开皇律》十恶制度,亦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律》疏议载:“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容。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1)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2)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3)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4)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肢解人及造畜蛊毒.厌魅的行为;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6)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8)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9)不义:指杀本管上司.授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10)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十恶 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二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唐律将这些犯罪集中规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则各篇中对这些犯罪相应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这些特别规定充分体现了唐律的本质和重点在于维护皇权.特权.传统的伦理纲常及伦理关系。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1.六杀。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即所谓的“谋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唐律的“谋杀”指预谋杀人;“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即出于过失杀人。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谋杀人,一般减杀人罪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则处以死刑,体现了对传统礼教原则的维护。故意杀人,一般处斩刑;误杀则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斗杀也同样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戏杀则减斗杀罪二等处罚。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赎罪。“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2.六赃。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六脏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一是“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凡官吏受财枉法,赃满15匹处绞。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六脏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二是“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无枉法裁判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即使不枉法,赃满30匹也处仅次于死刑的加役流。这种俗话说的“拿人钱财不为人消灾”的行为,被今人讽刺为“连腐败道德都不讲了”。而针对此类官员的腐败观象,现时立法中确有不周严之处。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六脏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此外,《唐律》职制篇还规定有“事后受财”即“诸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六脏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此类规范对时下官员贪污行为中的“权力期权化”的防范,当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六脏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三是“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处接受礼物;主动索取或强要财物的,加重处罚。监临主守官盗取自己所监临财物或被监临人财物的,比窃盗加二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甚至规定,不得向被监临人借用财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属人员或利用职权经商谋利;否则依情节分别处以笞杖或徒刑。唐律还规定,官吏应约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减等治罪。如监守自盗的比一般盗罪加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六脏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四是“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唐律》贼盗篇规定强盗罪处罚更严,虽不得财,也要处徒刑2年。持凶器得财者一尺徒3年,10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六脏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五是“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唐律》贼盗篇对一般窃盗罪也严格规定,不得财者笞五十,得财者至50匹处加役流刑。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六脏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六是“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唐律》杂律篇规定,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坐赃”,同时禁止监临主守官在辖区内役使百姓,借贷财物,违者以坐赃论处。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六脏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六赃的分类与诸多具体惩罚收受贿赂行为的规定:特别是对官员集体受贿行为的分别论处.对行贿人的处罚.对介绍行贿人的严惩等规范,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这些规范和按赃值定罪的原则为后世立法所继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赃图》的配附。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六脏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3.保辜。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六杀.六赃与保辜 六脏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保辜,是指对伤人罪中被侵害人的受伤害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侵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唐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者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1.唐律中的五刑。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l)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3)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为等差;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4)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5)死刑,分斩.绞二等。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2.唐律中的刑罚原则。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l)区分公.私罪的原则。唐律规定公罪从轻,私罪从重。所谓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在执行公务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赋敛”而无私人获利者,处罚从轻。所谓私罪包括两种:一种是指“不缘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与公事无关,如盗窃.强奸。另一种是指“虽缘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如受人嘱托.枉法裁判;虽因公事,也以私罪论处。适用官当时,也要区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当1年徒刑。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唐律之所以要区分公罪与私罪,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积极性,以便提高国家的统治效能;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保证法制的统一。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2)自首原则。一是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亲向到官府或父兄代为到官府交代罪行的,叫作自首或遣人代首。即“若於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问所劾之事而别言馀罪者,亦如之”。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作白新。即“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减罪二等坐之;即亡叛者虽不自首,能还归本所者,亦同”。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唐代对白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二是规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即对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处理,因为这些犯罪的后果已不能挽回。三是规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正赃犹征如法”,即赃物必须按法律规定如数偿还,以防止自首者非法获财。四是自首避重就轻不真实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代不完全的叫“自首不尽”。《名例律》规定,“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至于如实交代的部分,仍视为自首,不再追究。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此外,唐律规定,轻罪已发,能自首重罪,免其重罪;审问他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余罪。出于分化打击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传统刑法的自首原则,这些内容影响到后世。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3)类推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人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轻案;凡应加重处罚的罪案,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如疏议列举律文说,谋杀尊亲处斩,但无已伤已杀重罪的条文,在处理已杀已伤尊亲的案件时,通过类推就可以知道更应处以斩刑。又举例说,夜半闯入人家,主人出于防卫,登时杀死闯人者,不论罪。律文没有致伤的条文,但比照规定,杀死已不论罪,致伤更不论罪。唐代类推原则的完善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定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4)化外人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同国籍外周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在当时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同时也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因大量外国侨民前来所引起的各种法律纠纷问题。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体现的法律思想与中华法系 1.“礼律合一”。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体现的法律思想与中华法系 唐代承袭和发展了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使得法制“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律的统一。《唐律》开篇即载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如同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政权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最,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朝统治。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体现的法律思想与中华法系 2.科条简要与宽简适中。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体现的法律思想与中华法系 唐朝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以往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西汉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导致律令杂乱。西晋修律对汉律令作了大幅度的缩减,《北齐律》定为12篇949条,较前又有所进步。唐朝沿袭隋制,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并为后世所继承。仅以太宗修《贞观律》为例,“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体现的法律思想与中华法系 3.立法技术完善。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体现的法律思想与中华法系 唐律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平。如自首.化外人相犯.类推原则的确定都有充分表现。为防止官吏滥用比附,用精确的语言规定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并在承袭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公.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如《斗讼律》解释“过失杀”说,“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体现的法律思想与中华法系 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体现的法律思想与中华法系 唐律是我国传统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东南亚各国均有影响。唐朝承袭秦汉立法成果,吸收汉晋律学成就,《唐律疏议》这部集古代中国传统法典之大成的法典,无论就刑名概念的解释,还是法律适用原则的确定,无论是其语言特色及注释风格,还是其内容的周密与完整等,均受到传统律学的浸润。没有汉魏律学的发展,唐律及其疏议有如此卓著之成就是不可能的。唐律因具有传统法律的典型性和高度的成熟性,故对宋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多参用唐律。可见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关 唐代沿袭隋制,皇帝以下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关 1.大理寺。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凡属流徒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同时大理寺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关 2.刑部。唐代刑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门四司。刑部除负责有关的司法行政事务外,还负责复核大理寺判决的流刑以下案件及地方判决的徒刑以上犯罪案件。同时,刑部还负责全国的狱囚管理,受理各地在押囚犯的申诉。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关 3.御史台。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作为中央监察机构,专门负责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监督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是否遵守国家法律和各项制度,是否忠实履行职责,位高权重,可称得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司”。御史台有权监督大理寺.刑部的审判工作,同时参与疑难案件的审判,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御史台中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下属的诸御史。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关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设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的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由于侍御史在诸御史中的地位最高,职权最重,因此一般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或由宰相与御史大夫商定,由吏部选任。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关 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违反朝仪的失礼行为,并巡视京城及其他朝会.郊祀等,以维护皇帝的神圣尊严为其主要职责。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关 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察州县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唐代时以“道”为监察区,全国共分为十道(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一名监察御史,称为巡按使,品级虽低,但权力极大,是皇帝监督地方的耳目。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关 4.唐代的“三司推事”。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有时地方发生重案,小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此外,唐代还设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关 5.地方司法机关。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州县长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均设佐史协助处理。州一级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一级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诉讼制庋 1.刑讯的条件与证据。唐律规定,审判时“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拷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汛,违者杖六十”。也就是要求在拷讯之前,必须先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证据确凿,仍狡辩否认的,经过主审官与参审官共同决定,可以使用刑讯;来依法定程序拷讯的,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同时规定,对那些人赃俱获,经拷讯仍拒不认罪的,也可“据状断之”,即根据证据定罪。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诉讼制庋 2.刑讯方法。首先,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其次,拷囚不得超过3次,每次应问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200次,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若拷讯数满仍不招供者,必须取保释放。凡有违犯,承审官须负刑事责任。最后,拷讯数满,被拷者仍不承认的,应当反拷告状之人,以查明有无诬告等情形,同时规定了反拷的限制。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诉讼制庋 3.禁止使用刑讯的情形。规定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定罪:一是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二是老幼废疾之人,指年70岁以上15岁以下.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对上述两类人,唐律规定,“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即必须有3人以上证实其犯罪事实,才能定罪。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隋唐时期的司法制度 诉讼制庋 4.司法官的回避。为防止审判官因亲属或仇嫌关系故意出入人罪,唐代《狱官令》第一次规定了司法官的回避制度,当时称为“换推”,即“凡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礼律合一思想的发展 两宋以降的宋学成为两宋三百多年间及以后元.明.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而宋学中居首的是理学,其思想的主嘤来源大致出于三方面:一是汉学以前原始儒学经典;二是佛学,主要是华严宗和禅宗;三是道教,主要是太极和阴阳学说。上述思想内容遂成为两宋法律思想的主要渊源,在立法司法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宋代以科举取士,重文轻武,遂摆脱了前代门阀.武臣的羁绊,朝政议论呈现出活跃的局面。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法律思想方面。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礼律合一思想的发展 1.强化中央集权——律法注重“吏治”。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礼律合一思想的发展 这一时期立法基本指导思想在于强化中央集权,从法律上肯定“稍夺其(藩镇.节度使)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政策,重在刑事和行政立法。《宋大诏令集》载:“王者禁人为非,莫先于法令。”注重法律的修订和司法体制.诉讼程序的设置,视各级司法官吏的人选为“天官选吏,秋曹谳狱,具谓难才”。强调在司法中应“防闲考核,纤悉委曲”,以免“偏听独任之失”。凡此种种,用心仍在于控制地方司法,以达到强化集权中央的目的: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礼律合一思想的发展 凡此种种,用心仍在于控制地方司法,以达到强化集权中央的目的: 2.“义利之辩”——“治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礼律合一思想的发展 凡此种种,用心仍在于控制地方司法,以达到强化集权中央的目的: 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主导的“熙丰变法”,对官僚.司法体制进行了较大改革,而其中心是对财政体制的改革,意在缓和与改良立同以来冗兵.冗官.冗费有增无已的状况。与此相适应,在思想上遂有由传统的“讳言财利”向“利义均重,利义相辅”思想的转变。所谓:“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以为利也。”认为“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永嘉”功利学派则强调“以利和义”,认为:“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虑。”批评程朱理学是:“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礼律合一思想的发展 凡此种种,用心仍在于控制地方司法,以达到强化集权中央的目的: 南宋中期以后,冗官.冗兵.冗费现象更加严重,所以朝廷十分重视赋税之征,《名公书判清明集·赋役门》强调:“县令于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礼律合一思想的发展 凡此种种,用心仍在于控制地方司法,以达到强化集权中央的目的: 此外,对司法官吏明定“以三年为任”,以避免其因频繁调动而“决词讼则鲜肯究心,视公局则犹同传舍,簿书案牍,首尾罕详,吏缘为奸,民受其弊”的恶果。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礼律合一思想的发展 凡此种种,用心仍在于控制地方司法,以达到强化集权中央的目的: 3.程朱理学——“正风俗而防祸乱”必以“礼律之文”为根本。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礼律合一思想的发展 凡此种种,用心仍在于控制地方司法,以达到强化集权中央的目的: 南宋时期立法思想主要受程朱理学和“永嘉”功利学派的影响。程朱理学强调和论证的“理”,其时主要不是用以解释宇宙,而是用以说明现存的社会秩序。《二程语录》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到朱熹更明确地说:“礼字,法字,实理字。”他们认为“正风俗而防祸乱”必须以“礼律之文”为根本。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礼律合一思想的发展 凡此种种,用心仍在于控制地方司法,以达到强化集权中央的目的: 4.“法深无善治”的法律思想。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礼律合一思想的发展 凡此种种,用心仍在于控制地方司法,以达到强化集权中央的目的: 自秦以来,对传统律令多所检讨。汉代人批评秦律“密如凝脂,繁于秋荼”,指责其严酷不仁;后人评价汉初立法则是“法网疏阔”,“网漏吞舟之鱼”,“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但至汉武帝时期,《汉书·刑法志》载:“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讲一个负责收存.整理汉代法律文本的官员,穷其一生都不可能把它读一遍。所以南宋时的陈亮认为“法深无善治”。朝廷对上述思想采“择善而取,为我所用”的原则,在当时的司法中,表现为对一般犯罪刑罚有所宽缓,注重狱事和清理民诉,以此缓和内外矛盾。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刑统》与编敕 1.《宋刑统》的制定。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刑统》与编敕 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在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人的奏请下,开始修订宋朝新的法典。次年完成.由太祖诏“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其全称《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刑统》与编敕 《刑统》的编纂体例可追溯至唐宣宗时颁行的《大中刑律统类》。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统》,便是《刑统》体例在五代时发展的结果。《刑统》在具体编纂上,仍以传统的刑律为主,同时将有关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县常科等条文,部分类编附于后,使其成为一部具有统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刑统》与编敕 《朱刑统》和《唐律疏议》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两者的篇目.内容大体相同。《宋刑统》也是30卷12篇502条。二是《宋刑统》在12篇的502条中又分为213门,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的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三是《宋刑统》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四是《宋刑统》删去《庸律疏议》每篇前的历史渊源部分,因避讳对个别字也有改动,如将“大不敬”的“敬”字改为“恭”等。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刑统》与编敕 2.编敕。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刑统》与编敕 敕的本意是尊长对卑幼的一种训诫。南北朝以后成为皇帝诏令的一种。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依宋代成法,皇帝的这种临时命令须经过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封驳”,才被赋予通行全国的“敕”的法律效力。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刑统》与编敕 编牧的特点是: (1)仁宗前基本“敕律并行”,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独立于《宋刑统》之外。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刑统》与编敕 编牧的特点是: (2)神宗朝敕的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救”,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刑统》与编敕 编牧的特点是: (3)敕主要是关于犯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所谓“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刑罚的变化 1.折杖法。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刑罚的变化 《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横一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1年。其中加役流以脊杖二十,就地配役3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肌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刑罚的变化 2.配役。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刑罚的变化 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的诸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刺配缘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传统徒流刑之间刑差太大轻重不伦的弊病。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倒退,在宋代和后世多受非议。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刑罚的变化 3.凌迟。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刑罚的变化 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宋文鉴》载: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体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契约法规 1.债。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契约法规 宋代囚契约所生之债占多数,当然还有其他形式引发的债权。《宋刑统》与《庆元条法事类》在买卖之债发生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方的“合意”性,对强行签约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要“重置典宪”。同时维护家长的财产支配权,即“应典卖物业,或指名质举,须是家主尊长对钱主或钱主亲信人,当面署押契贴。或妇女难于面对者,须隔帘亲闻商量.方可成产交易”。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契约法规 2.买卖契约。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契约法规 宋代买卖契约分为绝卖.活卖与赊卖三种。绝卖为一般买卖。活卖为附条件的买卖:当所附条件完成,买卖才算最终成立。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出卖物的价金。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契约法规 3,租赁契约。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契约法规 宋时对房宅的租赁称为“租”.“赁”或“僦(借)”。对人畜车马的租赁称为庸.雇。以房屋租赁为例,宋代法律规定很详细,即所谓“假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并分舍屋间椽.地段.钱数,分月掠.日掠数,立限送纳”。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契约法规 4.租佃契约。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契约法规 宋代租佃土地行为普遍。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土地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官府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于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契约法规 5.典卖契约。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契约法规 宋代典卖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脚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契约法规 6.借贷契约。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契约法规 宋代法律因袭唐制,对借与贷作了区分。借指使用借贷,而贷则指消费借贷。当时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把付息的消赞借贷称为出举。并规定,“(出举者)不得迴利为本”,不得超过法律规定行高利贷盘剥。因出举有利息.故又称“出息”。所以民间有俗语“没出息”广为流传。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婚姻与继承法规 1.婚姻法规。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婚姻与继承法规 宋承唐律,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违犯成婚年龄的,不准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另外,《宋刑统》还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棚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在离婚方面,仍实行唐制“七出”与“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许变通。例如,《宋刑统》规定:夫外出3年不归,6年不通问,准妻改嫁或离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代《户令》规定:“若改适(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严格维护家族财产不得转移的固有传统。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婚姻与继承法规 此外,继承《唐律》“义绝”的原则。“义绝”是唐律中首次规定的一种强制离婚原则。指夫妻间或夫妻双方亲属问或夫妻一方对他方亲属凡有殴.骂.杀.伤.奸等行为,依律视为夫妻恩义断绝,不论夫妻双方是否同意离婚,均由官府审断强制离异,对任何不离婚的一方依律处罚。“义绝”构成的条件明显偏袒夫家,对于夫妻双方并不对等,妻方凡有损家族和睦的对夫家家族成员间的伤害行为,多可被视为“义绝”。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婚姻与继承法规 2.继承制度: 宋代法律在继承关系上,有较大的灵活性。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婚姻与继承法规 2.继承制度: 至南宋,在一些地域又规定了户绝财产继承的办法。户绝指家无男子承继。户绝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继子与户绝之女均享有继承权,但只有在窒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3/4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1/4的财产继承权;只有出嫁女(已婚女)的,出嫁女享有1/3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1/3.另外的1/3收为官府所有。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1.三法司与提点刑狱司。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但有以下变化: (1)宋代刑部负责大理寺详断的全国死刑已决案件的复核及官员叙复.昭雪等事。神宗后,刑部分设左右曹,左曹负责死刑案件复核,右曹负责官吏犯罪案件的审核。其职能有所扩大,处理有关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等事。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但有以下变化: (2)“台谏合一”。将御史台纠举百官职权与谏院规谏君主职权合二为一。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但有以下变化: (3)宋代地方州县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之制;但从太宗时起加强地方司法监督,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出机构。提点刑狱司定期巡视州县,监督审判,详录囚徒。凡地方官吏审判违法,轻者,提点刑狱司可以立即处断;重者,上报皇帝裁决。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但有以下变化: 2.宋代的翻异别勘制度与证据勘验制度。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宋代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但有以下变化: 在诉讼中,人犯否认口供(称“翻异”),事关重大案情的,由另一法官或别一司法机关重审,称“别勘”。两宋注重证据,原被告均有举证责任。重视现场勘验,南宋地方司法机构制有专门的“检验格目”,并产生了《洗冤集录》等世界最早的法医学著作。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元代法制中的“四等人”原则 元代法律的主要特点之一即是以法律维护民族间的不平等。元初,依据不同民族将民众的社会地位划分为四等:蒙古人社会政治地位最优越;色目人(西夏.回回)次之;汉人再次之;南人(原南宋地区的民众)最低。举凡科举任官都定有一系列优待蒙古.色目人而限制歧视汉人.南人的法规。
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元代法制中的“四等人”原则 有元一代,朝廷高级官员几无汉人介入,有些官职则明令不许汉人.南人担任。如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定《科举条例》规定:蒙古.色目人考二场,汉人.南人考三场。乡试录取名额四等人平均分配,实际上极不平等。
| 中国法律史 | 第三章 隋唐宋元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
第二章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本章主要内容提示】
本章主要叙述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重点包括:秦汉律的主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律学与法典结构内容的发展变化。
【同时期西方法文化背景】公元前242年,罗马共和国增设一名最高裁判官,专门处理涉及非市民的案件。因此形成一个全新的法律体系——具有衡平性质的最高裁判官法。该法共同适用于居住在罗马境内的各民族,成为“万民法”的直接渊源,而传统的“市民法”效力仅局限于罗马市民范围内。这两个法律体系因居民身份的区别而形成长期互补共存的关系,奠定了罗马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
对罗马法律文化产生更加深远影响的是公元前3世纪初创立于雅典的斯多葛学派,成为西方自然法理论的最早渊源。该学派认为国家法律只是对神的完美律法的不完美模仿,执政者制定的所谓法律根本不配称为法律。罗马共和同末期西塞罗通过对自然法和实在法的比较阐释法的本质,奠定了罗马法发展的法哲学基础。
至公元2世纪末,罗马帝国一直未将帝位继承制度法律化,公元180-284年间,连续有近40位皇帝执政,平均在位时间仅2-3年,罗马帝国开始呈现颓势。公元3世纪中期,在私法制度与普遍理性的深入讨论中,出现了著名的五大法学家,即盖尤斯(卒于180年).保罗斯(卒于180年).乌尔比安(卒于228年).伯比尼安(卒子212年).莫迪斯蒂努斯(卒于244年)。罗马法学家将法分为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公法和私法。其中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为大陆法系沿用至今,对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的分类以及相应部门法的分类产生重要影响。而私法中的人法.物法和诉讼法的划分,也为后世大陆法系近现代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对于罗马私法的解读,成为约二百年后具有实际效力的法律渊源。公元426年,随着《学说引证法》的公布,确认五大法学家的法律解答和著述为罗马法渊源之一,其他学者的学说被禁止,罗马法学的发展基本停滞。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诸部旗随后建立的部部族国家,基本上不采用罗马法,只是勉强同意领域内的罗马人适用他们祖先制定的法律。罗马法退化为罗马人生活中的简单习惯,在社会中逐渐消亡。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秦代法律所规定的罪名极为繁多,且尚无系统分类,更未形成较为科学的罪名体系。但大致而言,秦代的罪名主要有以下五类: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但大致而言,秦代的罪名主要有以下五类: (1)危害皇权罪。如谋反;泄露机密;偶语诗书.以古非今;诅咒.诽谤;妄言.妖言;非所宜亩;投书;不行君令等。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但大致而言,秦代的罪名主要有以下五类: (2)侵犯财产和人身罪。秦代侵犯财产方面的罪名主要是“盗”。盗窃列为重罪,按盗窃数额量刑。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盗,秦代还有共盗.群盗之分:共盗指五人以上共同盗窃;群盗则是指聚众反抗统治秩序,属于危害皇权的重大政治犯罪。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但大致而言,秦代的罪名主要有以下五类: 侵犯人身方面的罪名主要是贼杀.伤人。这里的“贼”与今义不同,而是荀子和西晋张斐所说的“害良曰贼”,“无变斩击谓之贼”,即杀死.伤害他人以及在来发生变故的正常情况下杀人.伤人。此外,斗伤.斗杀在秦代亦属于侵犯人身罪。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但大致而言,秦代的罪名主要有以下五类: (3)渎职罪。一是官吏失职造成经济损失的犯罪;二是军职罪;三是有关司法官吏渎职的犯罪,其主要有:①“见知不举”罪。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代禁书令规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②“不直”罪和“纵囚”罪,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律文中规定:前者指罪应重而故意轻判,应轻而故意重判;后者指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罪,以及设法减轻案情,故意使案犯达不到定罪标准.从而判其无罪。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但大致而言,秦代的罪名主要有以下五类: ③“失刑”罪,指因过失而量刑不当(若系故意,则构成“不直”罪)。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但大致而言,秦代的罪名主要有以下五类: (4)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如《田律》中规定的违令卖酒罪;《法律答问》中的“逋事”与“乏徭”等逃避徭役罪;《秦律杂抄》中的逃避赋税罪等。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但大致而言,秦代的罪名主要有以下五类: (5)破坏婚姻家庭罪。一类是关于婚娴关系的,包括夫殴妻.夫通奸.妻私逃等。另一类是关于家庭秩序的,包括擅杀子.子不孝.子女控告父母.卑幼殴尊长.乱伦等。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但大致而言,秦代的罪名主要有以下五类: 2.刑罚。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但大致而言,秦代的罪名主要有以下五类: 秦代的刑罚种类繁多,大致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八大类:笞刑.徒刑.流放刑.肉刑.死刑.耻辱刑.经济刑.株连刑。其中前五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三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但从目前的史料来看,秦尚未形成完整的刑罚体系,且刑罚极为残酷,一切都呈现出过渡时期的特征。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但大致而言,秦代的罪名主要有以下五类: (1)笞刑。笞刑是以竹.木板责打犯人背部的轻刑,是秦代经常使用的一种刑罚方法。秦简中有“笞十”“笞五十”“笞一百”等多种等级,大多针对轻微犯罪而设,也有的是作为减刑后的刑罚。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在秦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①城旦舂,男犯筑城,女犯舂米,但实际从事的劳役并不限于筑城舂米;②鬼薪.白粲,男犯为祠祀鬼神伐薪,女犯为祠祀择米,但实际劳役也绝不止于为宗庙取薪择米;③隶臣妾,即将罪犯及其家属罚为官奴婢,男为隶臣,女为隶妾,其刑轻于鬼薪.白粲;④司寇,意为伺察寇盗,其刑轻于隶臣妾;⑤候,即发往边地充当斥候,是秦代徒刑的最轻等级。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在秦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3)流放刑。包括迁刑和谪刑,都是将犯人迁往边远地区的刑罚,其中滴刑适用于犯罪的官吏,但两者都比后世的流刑要轻。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在秦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4)肉刑。肉刑即黥(墨).劓.刖(斩趾).宫四种残害肢体的刑罚。它们源于奴隶制时代,在秦时不仅沿用,且十分广泛。从云梦秦简来看,秦的肉刑大多与城旦舂等较重的徒刑结合使用。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在秦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5)死刑。秦代的死刑执行方法很多,例如:①弃市,即所谓杀之于市,与众弃之;②戮,即先对犯人使用痛苦难堪的耻辱刑,然后斩杀;③磔,即裂其肢体而杀之;④腰斩;⑤车裂;⑥枭首,即处死后悬其首级于木上;⑦族刑,通常称为夷三族或灭三族;⑧具五刑,即《汉书。刑法志》所说“当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有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在秦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6)耻辱刑。秦时经常使用“髡”“耐”等耻辱刑作为徒刑的附加刑。其中“髡”是指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此外,死刑中的“戮”刑也含有羞辱之意。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在秦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7)赀赎刑。秦律中对轻微罪适用的强制缴纳一定财物的刑罚主要是“赀”;同时,赎刑也可归入这一范畴。“赀”是独立刑种。它包括三种:一是纯属罚金性质的“赀甲”“赀盾”;二是“赀戍”,即发往边地做戍卒;三是“赀徭”,即罚服劳役。赎刑不是独立刑种,而是一种允许已被判刑的犯人用缴纳一定金钱或服一定劳役来赎免刑罚的办法。从云梦秦简来看,秦代的赎刑范围非常广泛,从“赎耐”“赎黥”“赎迁”,到“赎官”“赎死”,均可赎免。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罪名与刑罚 在秦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8)株连刑。主要是族刑(见死刑条)和“收”。收,亦称收孥.籍家,就是在对犯人判处某种刑罚时,还同时将其妻子.儿女等家属没收为官奴婢。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秦统治者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总结前代的经验,围绕犯罪主体.客体.动机和后果以及其他因素而形成了一些刑罚适用原则。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1.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秦律规定,凡属未成年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处罚。秦律以身高判定是否成年,大约六尺五寸为成年身高标准,低于六尺五寸的为未成年人。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2.区分故意(端)与过失(不端)的原则。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秦律重视故意与过失犯罪的区别。故意诬告者,实行反坐;主观上没有故意的,按告不审从轻处理。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3.盗窃按赃值定罪的原则。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秦律赃值划分为三等,即一百一十钱.二百二十钱与六百六十钱。对侵犯财产的盗窃罪,依据以上不同等级的赃值分别定罪。一般赃值少的定罪轻,赃值多的定罪重。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4.共犯罪与集团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秦律在处罚侵犯财产罪上共犯罪较个体犯罪处罚从重,集团犯罪(5人以上)较一般犯罪处罚从重。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5.累犯加重原则。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本身已犯罪,再犯诬告他人罪,加重处罚。除耐为隶臣外,还要判城旦苦役6年。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6.教唆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秦律规定,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者加重处罚。教峻未成年人抢劫杀人,虽分赃仅为十文钱,教唆者也要处以碎尸刑。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7.自首减轻处罚的原则。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秦律规定:凡携带所借公物外逃,主动自首者,不以盗窃论处,而以逃亡论处。如隶臣妾在服刑期间逃亡后又自首,只笞五十,补足期限。若犯罪后能主动消除犯罪后果,可以减免处罚。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8.诬告反坐原则。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代的法律 秦代的刑罚适用原则 秦律规定,故意捏造事实与罪名诬告他人,即构成诬告罪。诬告者实行反坐原则,即以被诬告人所受的处罚,反过来制裁诬告者。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汉代文帝.景帝废肉刑 西汉建立后,重视总结秦亡教训。汉文帝时鉴于当时继续沿用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不利于政权的稳固,开始考虑改革肉刑。当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为改革刑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文帝刑罚改革的直接起因是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获罪当施黥刑,其小女缇萦上书请求将自己没官为奴,替父赎罪,并指出肉刑制度断绝犯人自新之路的严重问题。文帝为之所动,下令废除肉刑。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汉代文帝.景帝废肉刑 1.刑制改革的内容。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汉代文帝.景帝废肉刑 将黥刑(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去发颈部系铁圈服苦役五年);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砍左脚)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文帝的改革从法律上宣布废除先秦肉刑,具有重要意义。但改革中也有由轻改重的现象,如斩右趾改为弃市。虽然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不再用肉刑处罚,但因笞刑数太多,使受刑人难保活命,因而班周讥讽其“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之”。景帝继位后,在文帝改革基础上对肉刑制度作进一步改革。他主持重定律令,将文帝时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二百(后减为笞一百);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后减为笞二百);景帝又颁布《箠令》,规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节,以及行刑不得换人等,使得刑制改革更趋完善。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汉代文帝.景帝废肉刑 2.刑制改革的意义。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汉代文帝.景帝废肉刑 文帝.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为结束传统肉刑制度.建立新的刑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次改革还有缺陷,但同周秦时期广泛使用肉刑相比,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在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汉代的法律思想 1.上请与恤刑。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汉代的法律思想 汉高祖刘邦七年下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即请示皇帝给有罪贵族官僚某些优待。其后,宣帝.平帝相继规定上请制度,凡百石以上官吏.公侯及子孙犯罪,均可享受“上请”优待。东汉时“上请”适用面越来越宽,遂成为官僚贵族一项普遍特权,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为官僚贵族犯罪减免刑罚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汉代的法律思想 统治者以“为政以仁”相标榜,强调贯彻儒家矜老恤幼的恤刑思想。年80岁以上的老人,8岁以下的幼童,以及怀孕未产的妇女.老师.侏儒等,在有罪监禁期间,给予不戴刑具的优待。老人.幼童及连坐妇女,除犯大逆不道诏书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律不再拘捕监禁。当然,给老幼以优待,也以不危害统治阶级的利益为限。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汉代的法律思想 2.亲亲得酋匿。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汉代的法律思想 亲亲得首匿原则,是汉宣帝时期确立的。主张亲属间首谋藏匿犯罪可以不负刑事责任。来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理论,对卑幼亲属首匿尊长亲属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尊长亲属首匿卑幼亲属,罪应处死的,可上请皇帝宽贷。它反映出汉律的儒家化,并且成为以后中华法系的主要特点之一,一直影响着中国及其周边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后世立法。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诉讼制度与汉律的儒家化 1.《春秋》决狱。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诉讼制度与汉律的儒家化 这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其特点是依据儒家经典——《春秋》等著作中提倡的精神原则审判案件,而不仅仅依据汉律审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春秋决狱”作了解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可见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这里强调审断对应重视行为人在案情中的主观动机;在着重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依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盐铁论·刑德》中认为:“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更指出其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心”“志”定罪。春秋决狱实行“论心定罪”原则,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事处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背儒家倡导的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也要认定犯罪给予严惩。以《春秋》经义决狱为司法原则,对传统的司法和审判是一种积极的补充。但是,如果专以主观动机“心”“志”的“善恶”,判断有罪无罪或罪行轻重,也往往会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在某种程度上为司法擅断提供了依据。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诉讼制度与汉律的儒家化 2.秋冬行刑。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汉代的法律 诉讼制度与汉律的儒家化 汉代对死刑的执行,实行“秋冬行刑”制度。汉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得执行死刑。《后汉书-章帝纪》载,东汉章帝元和二年重申:“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传统社会“秋后算账”的习俗观念表达与此不无关系。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明清律中的“秋审”制度亦溯源于此。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汉时期的司法机关 中央司法机关廷尉 皇帝掌握最高审判权;廷尉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审理全国案件。汉承秦制,廷尉仍是中央司法长官。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汉时期的司法机关 地方司法长官郡守 郡守为地方行政长官也是当地司法长官,负责全郡案件审理;县令兼理本县司法,负责全县审判工作;基层设乡里组织,负责本地治安与调解工作。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秦汉时期的司法机关 御史制度 秦代御史大夫与监察御史,对全国进行法律监督。汉代时期御史大夫(西汉).御史中丞(东汉),负责法律监督;西汉武帝以后设立司隶校尉,监督中央百官与京师地方司法官吏;刺史,专司各地行政与法律监督之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律学法律思想 律学对传统法律发展的影响 两汉引经注律,律学与政治伦理结合而日兴。东汉以来的阴阳谶纬等神学思想,经桓谭.王充等人从哲学上的批判已无甚作用。“名教”出于“自然”说(非董仲舒的“天意”说)的“玄学”抬头,并对法学理论有一定影响。加之汉初尚黄老之术,道学在思想意识领域的潜在影响,导致这一时期名辩之术和《易》学的盛行。这多种因素使律学在魏晋之时,开始从伦理政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研究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对古代法律的起源.本质与作用的一般论述,而是侧重于律典的体例.篇章逻辑结构和概念,以及定罪量刑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如张斐在《律注要略》一书中对《晋律》20个名词的解释,特别是他对确定犯罪性质,区分犯罪情节的15个名词的解释(他所解释的20个名词中,罪名五:谩.诈.不敬.不道.恶逆;其余是:戏.斗.贼.盗.强.略.故.失.过失.戕.造意.谋.率.群.赃),多为后世法律所遵奉。其中对“故”“失”“过失”的解释,与今天刑法典对故意和两种过失的说明,也是大同小异。这一时期的律学成果逐渐为传统律法所吸收,《北魏律》的“累犯加重”“共犯以造意为首”就是例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律学法律思想 律学对传统法律发展的影响 杜预在《律解》的上奏中说:“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这使律学亦成为注释之学,加之东晋以降官方注释的确立,私家言论大受限制,从而使律学研究走向衰微,法理学意义上的探讨大大落后于对律文的注释,结果是律学也同到了传统经学训诂之类的老路,像张斐这样的律学家也渐次消失了。此后,注释章句的律学内容继续发展,律学不失其在中国法律史中的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律学法律思想 法律解释的规范化 随着传统法律和律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法律解释也趋于规范化,对后世立法.司法和法制的统一影响深远。具有代表性的如晋代张斐.杜预对《泰始律》的解释,对法律概念的科学化与规范化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张斐对一些法律名词的说明,如:“故意”是“知而犯之谓之故意”;“过失”是“不意误犯谓之过失”;“谋”指“二人对议”;“群”是指三人以上;“赃”是以图利为目的;“戏”重在双方相和斗;“斗”着重在双方争执;“诈”是以背信为要件;“率”指力能指挥众人;“强”是以不和为原则;“造意”重在首先倡议;等等。对晋律中一些相类易混的罪名也作了解释。如《晋书。刑法志》载,“无变斩击谓之贼……取非其物谓之盗”,“以威势得财”的犯罪,“不求白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赃”,“敛人财物积藏于官为擅赋”,“将中有恶言为恐吓”。此外对刑名类别也作了简明解释。如“意善功恶,以金赎之”,“律制,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便是对晋律刑罚体制通俗明白的概括。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典结构的发展变化 1.《魏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典结构的发展变化 鉴于汉代律令繁杂,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作新律18篇,后人称为《魏律》或《曹魏律》。新律对秦汉旧律有较大改革。首先,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髓于律首;其次,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最后,调整律典篇目,对其重新归纳整理.分类合并,使律典的结构与内容更为科学合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典结构的发展变化 2.《晋律》颁行与张杜注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典结构的发展变化 西晋泰始三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又称“泰始律”。《晋律》对汉魏法律继续改革,精简法律条文,形成20篇620条的格局。与魏律相比,在刑名律后增加法例律,丰富了刑法总则的内容。同时对刑律分则部分重新编排,向着“刑宽”“禁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晋律》颁布的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进一步引经人律,为之作注,总结了历代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经验.经晋武帝批准颁行,成为与《晋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解释。故《晋律》及该注解合称“张杜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典结构的发展变化 3.《北魏律》的制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典结构的发展变化 北魏统治者吸收汉晋立法成果,采诸家法典之长,“综合比较,取精用宏”,修成《北魏律》20篇,成为当时著名法典。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典结构的发展变化 4.《北齐律》的制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典结构的发展变化 北齐政权全面总结历代立法经验,历经十余年修成当时最有水准的法典《北齐律》。《北齐律》共12篇,其将刑名与法例律合为名例律一篇,充实了刑法总则;精练了刑法分则,使其成为11篇,即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北齐律》在中国法律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后世的立法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律形式与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1.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律形式与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这一时期法律形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形成了律.令.科.比.格.式相互为用的立法格局。科起着补充与变通律.令的作用。格与令相同,起着补充律的作用。均带有刑事法律性质,不同于隋唐时期的格。比是比附或类推,即比照典型判例或相近律文处理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式是公文程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律形式与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2.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律形式与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八议”人律与“官当”制度确立。魏明帝在制定《魏律》时,以《周礼》“八辟”为依据,正式规定了“八议”制度。“八议”制度是对皇朝特权人物犯罪判处刑罚后,实行减免刑罚的法律规定。它包括议亲(皇帝亲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大德行).议能(有大才能).议功(有大功勋).议贵(贵族官僚).议勤(勤于国事).议宾(前代皇室宗亲)。此后,“八议”成为各代刑律的重要内容。唐律中的名例律在五刑.十恶之后即规定了八议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律形式与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官当”是传统社会允许官吏以官职爵位折抵徒罪的特权制度。它正式出现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北魏律·法例篇》规定:每一爵级抵当徒罪2年。南朝《陈律》规定更详细,凡以官抵折徒刑,同赎刑结合使用。如官吏犯罪应判4-5年徒刑,许当徒2年,其余年限服劳役。若判处3年徒刑,准许以官当徒2年,剩余1年可以赎。这表明当时官僚特权法有进一步发展。所以,“八议”与“官当”制度实质上是适用刑罚的特殊原则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律形式与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重罪十条”的产生。北齐为维护皇朝根本利益,在《北齐律》中首次规定“重罪十条”,是对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包括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把“重罪十条”置于律首,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增加了法律的威慑力量。《北齐律》规定:“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律形式与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刑罚制度改革。一是规定绞.斩等死刑制度。二是规定流刑。把流刑作为死刑的一种宽贷措施。北周时规定流刑分五等,每等以500里为基数,同时还要施加鞭刑。三是规定鞭刑与杖刑。北魏时期开始改革以往五刑制度,增加鞭刑与杖刑,后北齐.北周相继采用。四是废除宫刑制度,西魏与北齐相继宣布废除宫刑,自此结束了使用宫刑的历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律形式与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准五服以制罪”的确立。《晋律》与《北齐律》中相继确立“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服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以丧服为标志,区分亲属的范围和等级的制度。按服制依亲属远近关系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服制不但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是亲属相犯时确定刑罚轻重的依据。如斩衰亲服制最高,尊长犯卑幼减免处罚,卑幼犯尊长加重处罚。缌麻亲服制最疏,尊长犯卑幼处罚相对从重,卑幼犯尊长处罚棚对从轻。依五服以制罪成为封建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影响广泛,直到明清。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律形式与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5)死刑复奏制度。死刑复奏制度是指奏请皇帝批准执行死刑判决的制度。北魏太武帝时正式确立这一制度,为唐代的死刑三复奏奠定了基础。这一制度的建立既加强了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控制,又体现了皇帝对民众的体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法律形式与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6)妇女犯罪行刑上享有特殊规定。魏明帝时,为免对女犯用刑使身体裸露,改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罚金代之。《晋律》规定:“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梁律》加以沿用,且扩大对女子的照顾,规定:“女人当鞭杖罚者,皆半之。”“女子怀孕,勿得决罚。”《北魂律》则进一步明确:“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这其中有礼教因索,但也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司法机关 1.北齐的大理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司法机关 北齐时期正式设置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大理寺的建立增强了中央司法机关的审判职能,也为后世王朝健全这一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司法机关 2.“三公曹”与“二千石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司法机关 此时期进一步提高尚书台的地位,其中的“三公曹”与“二千石曹”执掌司法审判,同时掌囚帐。这为隋唐时期刑部尚书执掌审判复核提供了前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司法机关 3.御史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司法机关 魏晋以降,为抑制割据势力,御史监督职能明显加强。晋以御史台主监察,权能极广,受命于皇帝,有权纠举一切不法案件,又设治书侍御史纠举审判官吏的不法行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诉讼制度 1.皇帝直接参与司法审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诉讼制度 秦汉以降,皇帝亲自断案渐成常制;两汉以降的“虑囚制度”也得以延续。魏晋时期,《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改“平望观”为“听讼观”,史载“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太平御览·后周书》载南朝宋武帝常“折疑狱”,“录囚徒”,仅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即有五次之多。北周武帝常“听讼于正武殿,自旦及夜,继之以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诉讼制度 2.直诉制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诉讼制度 直诉作为制度成于两晋。直诉,即不依诉讼管辖的层级直接诉于皇帝或钦差大臣,是诉讼中的特别上诉程序。传说两周有路鼓.肺石之制,汉代有缇萦上书文帝,以已身赎父罪,但均非一种定制。《晋书·武帝纪》载晋武帝设登闻鼓,悬于朝堂外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此后历代相承。如北魏太武帝时,于宫阙左面悬鼓,人有冤则挝之,由公车上奏其表,南朝梁亦有“击鼓乞代父命”的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诉讼制度 3.上诉制度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诉讼制度 《晋书·刑法志》载,曹魏时为简化诉讼,防止讼事拖延,改汉代上诉之制,特别规定:“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晋律允许上诉,规定:“狱结竟,呼囚鞫语罪状,囚若称枉,欲乞鞫者,许之也。”《魏书·刑罚志》载北魏律规定:“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管(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诉讼制度 4.死刑复核制度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诉讼制度 《三国志·魏书·叫帝纪》载魏明帝青龙四年(公元236年)诏:“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以定,非谋反及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当文书俱上。”《晋书·孝武帝纪》载南朝曾规定:“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须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诉讼制度 《魏书·刑罚志》载北魏律规定,“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当死者,部案奏闻”。又“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从而使死刑决定权专属皇帝,一方面是慎刑,另一方面也是控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诉讼制度 5.加强自上而下的审判监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司法制度 诉讼制度 秦汉时郡县有权判决死刑,至曹魏.晋代,县令审判权受到限制,凡重囚,县审判后须报郡,由郡守派督邮案验。南朝宋改为将案卷及人犯一并送郡,由郡太守复审后方可执行。如郡太守不能决,再送州刺史,州刺史不能决则上交中央廷尉。对此,各代还普遍施行特使察囚制度,“如有枉滞以时奏闻”,以加强对地方审判的监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御史台对司法的监督 这一时期,监察机关仍为御史台,但已从少府独立出来,成为皇帝直接掌握的独立监察机关。长官仍为御史中丞(北魏称御史中尉,南朝叫南司),职权广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因地位渐高,中丞以下,设有名目繁多的御史,自魏以后,地方不设监察机关,由中央派御史监察,成为御史出巡制度。御史甚至可“风闻言事”,对各级官吏进行弹奏。但御史中丞失纠则要免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御史台对司法的监督 东汉时的司隶校尉,魏晋时仍设,与御史中丞“分督百僚”。至东晋废,分其行政权归扬州刺史(京师在扬州),分其监察权归御史台。司隶校尉一职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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